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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经过十年来的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越来越受到农民的欢迎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农民之所以钟情于保护性耕作,因为他们首先是实施保护性耕作的直接受益者。山西省尧都试验区9年的试验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区的小麦与传统耕作区相比,亩平均增产21.7%。特别是在大旱之年,增产效果更加明显。1999年6月—2000年6月降水量仅为328mm,试验区免耕小麦亩产达156kg,而传统耕作仅为74kg,亩增产110%。在探寻保护性耕作的增产机理时,农民们除了认可专家的结论以外,似乎还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总结方式。潞城市的农民说:“保护性耕作的最大好处是庄稼能捉了苗”。当然,这个“最大好处”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他们看到的“特定环境”和结论依据是,2001年春播期间干旱严重,在大多数地区无法下种的情况下,保护性耕作区出苗率达到85%以上。 如果说保护性耕作的高出苗率和高产量对农民颇有吸引力,那么更具吸引力的是保护性耕作给农民带来的最终收益。这个最终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源于增产增收,一部分来源于降低成本。总的来说,保护性传统耕作次数减少2—7次。一年一作玉米降低成本23.9—28.3%;一年一作小麦降低成本18.4—22.1%;小麦、豆类一年两作降低成本20.4—22。2%;小麦、豆类、玉米两年三作降低成本11.4—15.6%。由于产量增加和生产成本降低,上述四种耕作制度,亩均纯收入比传统耕作提高70—200元。这对于多年来为“增产不增收”而深感困惑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便可想而知了。何况这一笔可观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过去,收获玉米后种小麦,即使是机械化旱作农业技术体系的作业方式,也要经过秸秆粉碎——旋耕——播种——镇压四道工序。现在,通过免耕覆盖播种机一次作业即可完成。前不久,笔者目睹了作业现场。只见三五成群的农民袖着手蹲在田头,乐呵呵地看着免耕覆盖播种机在玉米秸秆直立的地里潇洒自如地往返奔突,时不时地看一眼身旁的种子、化肥口袋。一位花白胡子的老者悠然叹到:能行(非常棒的意思),这力也省了,钱也省了,可粮食不少打,钱也不少拿!此情此景,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对保护性耕作情有独钟,也使我们找到了发展保护性耕作的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或者说,保护性耕作所拥有的增产增收、节本增效功能,是农民钟情于保护性耕作的原动力。 其实,看好保护性耕作的不仅仅是农民。在某种意义上讲,推行保护性耕作的原始动力来源于政府的支持。众所周知,保护性耕作作为一项世界先进的农业技术,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先是在政府的扶持下,才得以“落户”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一贯受到政府的青睐呢? 无疑,保护性耕作给农业带来一系列好处,也是以成为对政府的吸引力,因为政府是代表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政府,这从我国农业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中可见一斑。但政府钟情于保护性耕作绝不仅限于此。各级政府不仅关注农民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而且关注维系人民长远利益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千方百计改善生态环境。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裸露的农田耕作也是发生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的一个主要原因。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保护性耕作恰恰是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又可改善生态环境的统一体。象退耕还林还草一样,保护性耕作也可以减少和防止水土流失,也可以缓解和预防沙尘暴,也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对此,笔者在《填补生态环境建设的空白》一文中已作了详尽论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发挥保护性耕作的这一优势,并不需要增加很多投资,却可以收到事半公倍的效果。因为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的每一个具体行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预期增加收入的行为,也是一个客观上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或者说,农民要想增加收入,必须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仅这一点,就是十分宝贵的。长期以来,我们为改善生态环境花费的巨额投资,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是一致的,效果并不是理想的;同时,为农田基本建设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最经济、最有效的出路,这就是通过最有效地支持保护性耕作的发展,寓改善生态环境的宏观指向于农民增产增收的微观经济活动之中,从而谋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因为保护性耕作有上述诸多好处,特别是有事半功倍、一举数得的成效,能够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政府行为和农民行为双赢,才构成了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支撑点。 综上所述,来源于农民的动力源与来源于政府的支撑点一拍即合,保护性耕作蓬勃发展,为期还会远吗? 作者:山西省农机局 许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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