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种地高投入、低回报、增收难

　　今春以来，各地普遍出现农资飙升、燃油涨价、粮价走低甚至出现“卖粮难”等现象，使农民喜忧参半。
喜的是：国家围绕农民的减负增收问题，近年来中央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不仅从2006年1月1日起取消了千百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还相继出台了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农机作业环节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确定在今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比去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252.5亿元，主要用于补贴种粮农民。像山西省今年继续实施和完善农资综合直补政策，并大幅提高了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下拨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7.7亿元。今年种植粮食作物(不包括薯类)的农户都可享受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直接补贴执行小麦每亩10元、农资综合直补每亩46元，种植1亩小麦共补助56元；直接补贴玉米和杂粮统一每亩5元、农资综合直补每亩30元的标准，种植1亩玉米或杂粮共补助35元。另外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给山西省的农机补贴资金规模是1亿元，实施范围涵盖我省所有的农业县区。省级财政今年安排了1000万元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可以说，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扶持、财政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如阳光雨露滋润广大农民。

　　忧的是：近年来，油、电、煤、水等基础产品，以及化肥、饲料、农业机械等农资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记者在山西忻州市的部分县市农资市场调查发现，化肥的涨幅最大，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每吨涨500元，其中国产二铵每吨涨了1540元，涨幅达52%；地膜每吨涨2700元；柴油每公升6.2元，比去年同期涨1.64元；农业机械由于今春钢材大幅涨价而普遍提价，一台大型拖拉机提价幅度达7000以上。由于农资价格的飙升已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眼前的现实就是，国家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让迅速蹿升的种粮成本给抵消得差不多了。

　　在晋西北地区眼下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俗话说：谷雨前后，安瓜点豆。近日，记者在黄河岸边的农村农民家采访中，看到了很多农民家的玉米像小山一样堆着。一位姓袁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去年全村种植玉米１８００亩产玉米２００多万斤，到现在仅卖出很少一部分，其余近２００万斤玉米仍存在家中。我去年种了６亩玉米，到现在一颗也没卖掉，贵贱没人收”。据该县农业局局长反映：“去年，全县种玉米１０万余亩，共计产玉米近２０００万斤，除本地养鸡场、养猪场、饲料公司能消化极少部分外，大量的玉米还存在农民手中”。出现“卖粮难”现象在晋西北地区不是个别的，有许多乡村农民同样面临因去年丰收的粮食不能售出，无法变现影响今年的耕种而苦恼不堪。

　　在地头，记者从农民和拖拉机驾驶员了解到：今年种1亩地玉米需支出377元，其中种子3公斤18元；化肥50公斤180元（国产二铵1代）；农家肥30担50元；地膜3.5公斤55元；春浇40元；春旋耕21元；春播13元。同去年相比每亩费用上涨84元。而国家种植1亩玉米粮补和农资综合补共补助35元，补贴幅度撵不过农资物价的上涨幅度。如按当地玉米亩产400公斤、卖价按1.50元/公斤计算，1亩玉米正常年景毛收入600元，扣除上述春耕春播费用377元和中耕除草25元、喷药15元、灌溉50元、追肥60元、收获30元、运输15元、脱粒10元等费用205元，实际亩纯收入仅有18元！这就是目前全国出现部分农民不愿种玉米的根本原因-----生产费用太高！
据悉，自2005年5月至2007年11月，国家连续六次提高柴油价格，每吨累计提高1750元。柴油价格持续走高，对农业生产和农机作业产生深刻影响。最近就山西省忻州市的一项调查表明：柴油涨价，全市14各县市区年需要增加农机作业支出650万元。全省农机总动力176.1万千瓦，其中拖拉机保有量达到2.96万台。全年需要农机用油5.6万吨，其中农机作业用油2.4万吨，农用运输、农田基本建设、农产品加工等用油3.2万吨。由于燃油涨价和农业机械涨价，导致农机作业费用增加，每亩旋耕地由去年的17元提高到21元；机播1亩涨了4--5元。油价高涨后，国家把农业用油补贴列在农资综合直补中不给种粮农民，并不是补贴给真正发挥作用的农机手手中，使得“水涨船高”、农机作业费用逐年上涨，农民种粮成本逐年加大，增加了农民负担。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农业机械归农民个人所有，农机作业成本主要包括油料费、维修费、人员工资、管理费和利息支出5项。油料费已成为农机作业成本的最大因素。

　　由于农资价格持续上涨，而且涨幅大大超过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府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大受挫伤。因此如何让耕者有其田，让耕者有其利，让耕者有其位，这个问题我们探讨和研究了多年，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和成就。但如何确保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如何在制度上确立农民增收机制，如何实现农民愿意种地、农民地位大幅提高。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促农增收的根本在于消除体制性障碍。